读书笔记：科技共和国

Palantir的CEO Alex Karp在2025年发布了一本新书《科技共和国》，年底在中国内地也发行了，第一时间买来读了一下，书中的观点代表了美国硅谷的右翼思潮，而且现实的美国政治中也随处可见这本书的影子。要读懂这本书，需要先了解Palantir这家公司以及它背后的硅谷右翼势力。

Palantir

第一次关注到Palantir是由于其股票，从2023年的6美元，涨到2025年的200美元，被称为MAGA国运股。现任CEO是Alex Karp，董事长是Peter Thiel。这家公司主营大数据情报业务，客户包括军方、政府以及企业大厂，比较知名的案例是2011年协助找到本拉登，以及在2016年为了拿到军方的订单将美国陆军告上法院并胜诉（根据FASA法案，军方应该优先采购市场上已有的产品，而非都走定制以降低成本，有点像中国2015年的军民融合战略）。

关于Palantir的信息，硅谷101做过很详细的节目，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Peter Thiel与PayPal Mafia

斯坦福有一门课教人创业：《How to start a startup》，这门课开设于十年前，我在网上看完了这门课的视频，主持人是Sam Altman（OpenAI的现任CEO），嘉宾有许多如今如雷贯耳的名字：Paul Graham（YC创始人）、Brian Chesky（Airbnb的创始人）、Reid Hoffman（LinkedIn 联合创始人）、Eric Schmidt（Google 前 CEO） 以及Peter Thiel（Funders Fund创始人，PayPal Mafia核心成员）。Peter Thiel阐述了他的商业理念：追求垄断而非竞争，并出版了一本经典书《从0到1》，表示垂直研发与创新不仅能带来垄断的超额利润，也能推动社会不断创新。

Peter Thiel 的生涯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早年在斯坦福学习哲学和法律，随后短暂进入律所和金融行业却迅速退出，转而在 1998 年共同创办 PayPal，并在 2002 年成功出售给 eBay；PayPal 之后，他一方面通过早期投资 Facebook、创立 Founders Fund 建立起影响深远的投资版图（商业航天SpaceX、支付基建Stripe、军工科技Anduril等），另一方面在 2004 年联合创办 Palantir，将技术能力直接应用于政府与国家安全领域；此后，他逐渐从一线创业者转向投资人和思想角色，通过资本、公司与公共表达持续塑造硅谷的技术方向。

PayPal的早期员工在科技界做出了巨大的影响力，人称PayPal Mafia：Elon Musk 接连创立了 SpaceX、Tesla 以及 Neuralink，将触角伸向太空与新能源；Reid Hoffman 创办了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平台 LinkedIn。此外，该群体还诞生了视频领域的霸主 YouTube （由 陈士骏、查德·赫利与贾德·卡林姆 联合创办）、点评网站鼻祖 Yelp （由 杰里米·斯托普尔曼 创办）以及企业社交工具 Yammer （由 大卫·萨克斯 创办）。技术天才 Max Levchin 则在离职后创办了 Slide 和金融科技巨头 Affirm。而在资本运作方面，Roelof Botha 与 Keith Rabois 分别在 红杉资本 和 Founders Fund 占据核心地位。这群人不仅创办了总市值达数万亿美元的公司，更通过紧密的相互投资与合作，形成了一股左右全球科技格局的巨大力量。

华盛顿与硅谷右翼

华盛顿与硅谷的关系分为好几个阶段：

• 1970s - 1980s：冷战驱动下的隐形哺育期 这一阶段双方是”单向依赖”的承包商关系。华盛顿通过国防部订单和NASA项目为初创的硅谷注入了第一桶金，硅谷则扮演着冷战防御系统的技术”后勤部”，双方虽然利益一致，但在文化上各行其道，政府是隐形的金主，技术人员则是低调的供应商。
• 1990s - 2000s：互联网崛起后的傲慢疏离期 随着个人电脑和商用互联网的爆发，硅谷进入了极度自信的自由竞争时代。科技新贵们信奉技术万能论，视华盛顿为反应迟钝、充满官僚主义的”旧世界”，双方保持着互不干扰的距离，直到”微软反垄断案”爆发才让硅谷首次感受到政治监管的重锤。
• 2010s：奥巴马时代的蜜月与震荡期 双方进入了”旋转门”频发的深度交流期。奥巴马政府将硅谷视为社会进步的引擎，大量科技高管进入白宫协助数字化治理，科技大佬成为政策顾问；然而，2013年”斯诺登事件”令双方在隐私保护与国家监控上爆发了严重信任危机，科技公司开始在加密立场上公开对抗情报机构。
• 2020s - 2026：地缘博弈下的权力融合期 在AI军备竞赛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背景下，双方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政治复合体”。硅谷不再仅仅提供工具，而是通过 Elon Musk 和 Peter Thiel 等人物直接进入行政体系参与治理，华盛顿则将算力、能源与资本视为国家主权的核心，科技巨头与国家机器在这一刻完成了从”合作伙伴”到”权力共有者”的转型。

自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后，华盛顿与硅谷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密，形成了一支硅谷新军：Peter Thiel曾经的员工JD Vance上任美国副总统；Elon Musk领导了政府效率部，带着一群Palantir的人用数据手段狂砍项目；David Sacks成了白宫的AI与加密货币沙皇；Anduril拿到了国防部的大单，Grok和Gemini进驻五角大楼等等。

人名	硅谷背景	政府关系	具体事迹
JD Vance	Peter Thiel 的 Mithril Capital 合伙人	美国副总统	作为硅谷资本在白宫的最高代理人，推动技术加速主义与保守主义政策融合。
Elon Musk	Tesla、SpaceX、xAI 掌门人	政府效率部 (DOGE) 领导者	带领 Palantir 工程师团队对联邦机构进行”代码审计”，通过大数据手段裁撤冗余预算与项目。
David Sacks	”PayPal黑手党”、Craft Ventures 创始人	白宫 AI 与加密货币沙皇	主导起草人工智能去监管框架，推动加密货币合法化及 Web3 国家战略。
Palmer Luckey	Oculus 创始人、Anduril 创始人	国防部核心供应商	签下 60 亿美元”虚拟边境墙”订单，并为五角大楼提供 AI 驱动的无人机与潜航器系统。
Jacob Helberg	Palantir 首席执行官高级顾问	国务院助理国务卿	推行”硅谷和平”计划，在全球范围内重组 AI 供应链联盟，负责地缘技术竞争。
Trae Stephens	Founders Fund 合伙人、Palantir 元老	国防部重组顾问	强制执行国防采购改革，将传统军工预算向硅谷的”软件定义武器”和无人集群转移。
Brendan Carr	FCC 资深委员（获马斯克深度背书）	FCC (联邦通信委员会) 主席	赋予 Starlink 政策特权，并推动修改法律以剥夺大科技公司对社交媒体内容的审查权。
Chris Wright	Liberty Energy CEO（硅谷能源盟友）	能源部长	简化核能与页岩气审批流程，旨在解决 AI 数据中心面临的电力供应危机。
Marc Andreessen	A16Z 创始人、互联网先驱	白宫科技政策顾问	主导废除拜登时代的 AI 行政限制，推动开源 AI 成为国家战略竞争的核心。
Sam Altman	OpenAI CEO	国家算力基建合作伙伴	启动总投资 5000 亿美元的”星际之门”（Stargate）项目，由政府提供电力与土地支持。

冷战后的硅谷与美国精神空心化

硅谷精神的衰落

书中前两部分都在描述一种”衰落”的状态。当年冷战时期为国家服务的硅谷精神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在线广告、社交娱乐等等对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追求，Peter Thiel有过一句著名言论：“We wanted flying cars, 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

1960 年代美国可以在十年内完成载人登月，而此后几十年里，人类在航空航天、能源、交通等”原子世界”的技术进展却远低于当年的预期，例如航班速度长期停滞、核能发展受阻、基础设施更新缓慢。与此相对的是，计算机、互联网等”比特世界”持续快速发展。Peter Thiel 认为，这并非因为人类失去能力，而是社会、政治和资本结构更倾向于低风险、可控的渐进式改进，从而系统性地抑制了类似阿波罗计划那样高风险、长期、突破性的技术项目。

与此同时，Alex Karp表示中国正在飞速前进，举了两个例子：广州云从科技的人脸识别，以及浙大的自主无人机集群都是顶尖的前沿科技并可以应用在军工领域。而美国却沉迷在历史的胜利中，许多硅谷精英受到这个国家的保护，但拒绝为国家服务，甚至旗帜鲜明地反对自己的技术应用在军事科技中，例如谷歌的Maven项目受到了3000多人的联名反对后被迫取消，微软为美国陆军开发的虚拟头戴设备项目也受到了内部员工的联名抵制。

美国精神的空心化

在硅谷开拓精神的衰落的同时，美国精神与西方文化也走向了一种空心化。社会在追求言论自由、开放与政治正确，并对公众人物了进行无情的审视，领导人们变得谨小慎微，不再敢于承担责任，而且冷漠、谨慎、毫无感情。

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伊丽莎白·马吉尔在被问及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构成骚扰时，使用了”令人不寒而栗 的法律术语”。马吉尔回应说:“这取决于具体情况。“

科技工作者也在努力保持中立的态度，明明受到国家机器的保护，但选择性的忽略这一点，并不愿意涉足政治与公共治理，尽量远离行政官僚和政治。

对开放多元的追求，导致了美国文化的断裂。美国与欧洲的链接就像气球与地面，但《西方文明史》曾作为美国大学的必修课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被废除，甚至有人主张放弃”西方文明”的概念，美国历史与欧洲历史断开后，就像是断了线的气球，民众失去了社群归属感，硅谷精英沉迷在消费互联网中，国家失去了民族认同感。

工程思维与组织形态

书中讨论了蜂群 和 即兴演员 两种组织形式：蜂群在寻找家园时会有负责侦查的蜜蜂去探索，然后利用舞蹈快速把信息传递给整个群体，最后用类似民主投票的机制决定下一个家园在哪里，通过高效的方式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活动；而即兴演员之间则存在一种动态的地位（status）关系，即通过点头、眼神等小的动作，动态确认地位并有效组织下一步，地位关系实质是服务于目标的工具，而非僵化的固定角色和自私的利益分配位。硅谷充满了逃离传统官僚组织的”流亡者”。

在组织关系中，人们会本能顺从集体的意志，合群的追求会压倒独立思考的结果，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演变出来的自保策略（在很多年来确实也很有用），在集体压力下，甚至也会去做明确错误的事情。在中国见的尤其的多，人们被社交媒体的狂热带动情绪，总是一窝蜂的去做事情，买房、炒股、鸡娃等等行为很多都是为了合群而非自己真正的需求。硅谷的工程思维则是相反的：抵制顺从，渴望创造。

在复杂系统中，我们需要承认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复杂系统更像变幻莫测的云，而非精准的钟），需要做的是找到根本的结构性原因而非随便找个人背锅。丰田有一套”五问法”的方案，即发现问题后向下钻5层”为什么？“，直到找到根本原因为止。对标国内，很多组织遇到问题时会推出来一个替罪羊，接着假装事情已经解决了，大家心照不宣继续往前走，但并没有解决根本的结构性矛盾。

另外书里还讨论了两种思维方式：狐狸和刺猬。狐狸是灵活的，追求不同的目标，知道很多件小事，认为世界是复杂的、矛盾的，狐狸拥有极强的观察力和适应能力；刺猬倾向于用一套理论解释所有现象，对世界过于简化和抽象，专注力极强且不易被干扰。

重建科技共和国

硅谷存在一种”技术逃避主义”。公众对科技打击犯罪有很大抵触，他们并不愿意美军战场上的系统被应用在自己的城市中打击犯罪，左翼将一大批政治观点：从国家安全、移民、堕胎到执法等问题贴上低俗粗鲁的标签，这导致硅谷和进步人士失去了话语权。

现在的美国官员低薪但权力巨大，例如美联储主席的薪资每年19万美元，这是在鼓励他们为政府工作前就积累足够财富，或者退休之后利用影响力变现，是一种不合理的激励方式。人们鼓励官员拿低薪资，但对富人主导选举视若无睹，实际是在自欺欺人。李光耀为新加坡的政府官员提供了很高的薪资，人们担忧这是否会让官员为钱工作而丧失理想信念，而李光耀表示官员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虔诚的神父。

里科弗曾主导了美国核潜艇的开发，为美苏冷战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却因为收受了通用动力一些小礼物而受到批判，而少有人为其辩护。对规则的过度重视一定程度导致了处理问题的僵化，领导者不再承担责任与风险，不再分享决策带来的回报，导致无法进行深入的改革，需要重塑这套激励机制。

感想

在这本书中找到了许多中国的影子，民族认同、科技赋能国家安全与公共治理在中国是毫不犹豫在向前推进，既没有左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阻挠，也是社会上的广泛共识。中国通过丰厚的退休待遇、全面的生活关怀、较长的晋升渠道，以较低的成本调动了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这是一种很有创意且性价比高的官员激励机制，既避免了高薪的高额行政成本，也减少了官员捞钱的动机。

但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领导层不愿承担责任、组织上官僚僵化。许多领导通过模棱两可的指示把权力揽在手里，把责任扔到下面，让执行层自行体会”上意”，这实际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组织上的僵化也广泛存在于大公司，以及科技大厂中，许多中间领导层成了周报、PPT合并器，遇到问题就往下透传，导致基层虽然工作量大但整体产出堪忧。

近期还看了另一本比较中美制度的书《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也是一本新书，详细比较了中美在”工程师治国”与”律师治国”下的区别以及各自的优缺点，后面有空再来分享。